山东本身是一个实体经济大省,而金融发展又严重的滞后,这就使得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阻碍作用,在山东表现得尤其明显。山东经济要实现进一步的升级跨越,必须补上金融这块最关键的“短板”,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真正匹配起来。

本版编辑(以下简称“编”):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改革是中国30多年来最滞后的改革。金融业本质上是一种基础性的服务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使得“资金”这一资源在配置中被严重扭曲,与它所服务的实体经济呈现出越来越不相适应的情况。您能否具体谈一下这种不适应的现实表现,以及它的发展过程和趋势?

胡金焱(以下简称“胡”):事实上,我国在1993年底就出台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当时的背景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底召开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部署。1994年金融体制改革正式推开,目标包括: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等。如果单从金融体制改革推出的时间点来看,似乎是跟着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来推进的。但如果以此为分水岭向前后看,就会发现金融改革实际上是滞后于实体经济改革的。中国的实体经济改革肇始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又开始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划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其中就包括我们上面所讲的金融体制改革,可以说这时候是推动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最好的时期。当然我们也确实进行了很多改革,包括证券市场的建立,资本市场的发展,保险等其他金融业态的出现,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突破等。但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实体经济最核心的部分早早地就实现了市场化,比如市场的核心要素——价格,我国在1993年就基本全放开了。市场主体也早已不是国有企业一家独大,而是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但我们的金融体制在一些核心的方面、关键的环节上,却始终没有实现市场化,比如利率的市场化。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最核心的就是利率市场化,我们并没有放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并没有实现。我们现在的金融机构基本全是国有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很难,民间金融机构发展也很难。这两方面就造成了我们金融要素的市场配置很难,金融市场的创新很难。

所以我们的金融体制在当前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垄断。垄断一方面会导致供给的不足,也就是说,我们的金融体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压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供给不足导致金融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从而使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无法实现合理配置,表现就是大量金融资源脱实向虚或流向房地产、政府基建等行业,而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却很少能够得到金融的支持。中小企业得不到体制内金融机构的支持,只能寻求体制外的市场,所以形成了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民间金融市场由于需求的旺盛性,供给的非公开性、秘密性、隐蔽性,需要冒很多风险,所以利率也很高。这就是中国广大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境。

编:山东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不匹配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人在谈到这一问题的时候,都会列举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等数据,以及与广东、江苏的对比来作为依据。但为什么是金融?山东经济“大而不强”的弊端由来已久,发展到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很多,为什么选择金融作为突破口、牛鼻子?把金融改革放在山东经济整体改革的核心位置,希望借此破除长久以来山东经济“大象经济、国强民弱、活力不足”等诸多弊端,它的现实依据和逻辑基础何在?

胡:山东的经济结构与整个中国高度一致。中国是经济大国、农业大国、资源大国、人口大国,但人均不强；山东也是如此,经济大省、农业大省、资源大省、人口大省,同样人均不强。这就是所谓的“大而不强”。因此今天中国存在的严重的实体经济与金融不匹配的问题,在山东表现的同样非常突出。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5%,江苏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5%,而山东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

山东为什么要发展金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与经济发展严重不匹配,阻碍了庞大的实体经济体量的进一步发展。金融行业有两个功能,首先是作为产业的功能,本身能够产生GDP增量。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作为服务业的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和支持的功能。对于山东来说,金融作为服务业,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和支持的功能尤其重要。因为山东本身是一个实体经济大省,而金融发展又严重的滞后,这就使得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阻碍作用,在山东表现得尤其明显。山东经济要实现进一步的升级跨越,必须补上金融这块最关键的“短板”,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真正匹配起来。因此,山东要大力推动金融改革,要迎头赶上,把滞后的变成能够匹配的,甚至可以适当超前,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编:越来越常态化的“钱荒”,长期难以解决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些“资金短缺”的表象,其实反映的是一种结构性的“金融压抑”:资金与其需求者不匹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破除金融垄断,以达到资金的有效配置。您能否谈一下,金融市场化改革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哪些环节?

胡:金融体制改革,首先要打破金融市场的壁垒,包括金融组织的设立、金融机构的建设、金融市场的发展等各方面。所有的主体、所有的资本,在有效的监管下都可以进入这个市场。政府的作用就是“立规矩”,做好监管,包括中央的、垂直的、地方的监管,而不是进行种种限制。这样才能打破垄断,让各种金融资源充分竞争,自由进出。第二要推动价格的市场化,也就是利率市场化,使金融资源依据市场需要来进行合理配置。第三就是金融的创新。对我们来说,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吸纳性创新,或者说消化吸收创新,但总之要创新。源创新一方面来讲我们还没有条件,另外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我们的情况是金融压抑很多年,金融垄断很多年,我们最重要的是进行“补课”。因此接下来对于那些发达国家已经用过的、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金融创业,我们可以适当地借鉴、采用。第四就是由于中国的区域差异明显,层次不同,因此有必要实行金融发展的差异化战略。对全国来讲,金融发展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和配置,区域性金融市场发展同样也应该是一种理性的发展。

编:山东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发展出了相当繁荣的资本市场,但很快就衰落了。其实不只是山东,全国的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最多时达到了100多家,后来基本都关闭了。说到底,金融市场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复杂化的市场,如果没有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充分论证,很容易陷进无序和混乱的状态,造成很大的风险。您认为此轮金融改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防范哪些风险?

胡:具体来说,应该注意两方面问题。首先需要中央进行顶层设计,作好统筹,根据区域的差异来相应地发展金融市场,而不是千篇一律。市场化不等于放任自由,金融发展也并非在所有地方都需要放在核心和优先的地位,尤其是随着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网络化的发展,金融服务开始逐步打破区域、时空的限制,所以一个地方该不该优先发展金融,需不需要建立金融中心,应该因地制宜,并符合国家的整体规划。

其次,从当前的金融环境来看,越来越常态化的钱荒、资金的错配、各种利益的诉求、全球经济形势的波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都会对我国的金融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区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必须要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时时刻刻悬在头顶。就国内来看,房地产市场聚集的风险泡沫、各种投资理财产品的泡沫、地方债务的泡沫、产能过剩、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没有考虑到的风险等等,都可能引起区域性金融风险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而必须始终把金融风险的防范放在第一位。